新一轮财税改革，不仅仅囿于“营改增”，房产税、资源税、个税，甚至红利税，有的正在操作，渐次论证后有待扩大推广范围，有的已“张弓搭箭”。

　　新一轮财税改革已从多点“揭幕”。作为“重头戏”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（以下简称“营改增”）体制改革，直接牵涉中央和地方关系、政府和企业关系，以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。与此同时，所谓新一轮财税改革，不仅仅囿于“营改增”，房产税、资源税、个税，甚至红利税，有的正在操作，渐次论证后有待扩大推广范围，有的已“张弓搭箭”。

　　营业税和增值税是中国现行税制结构中最为重要的两个流转税税种，几乎涵盖所有行业。 2012年全国实现营业税收入1.6万亿元，占税收总量的15.6%。当下，增值税收入由中央地方共享，分配比例为75%∶25%。上述背景和数字触发，“营改增”的目标是力争在“十二五”期间全面完成，这是高层于2013年4月10日释出的信号。

　　诚然高层用“力争”措辞，但不难理解“营改增”是2015年12月底之前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选项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自2013年8月起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“营改增”试点在全国范围内推开，自有其现实意蕴，即从自然垄断产业破题。与此同时，“营改增”将扩大行业试点，择机纳入铁路运输和邮电通信等行业，也将不失时机地提振这类产业。借此引申，不妨把增值税、营业税“打包”理解为一个中央、地方共享税，不管现在有没有纳入“营改增”，把这两个税种的税收收入捆在一起，加总后测算什么样的分成比例比较合适，亟待出台政策细则。

　　溯往，1993年12月，国务院颁布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条例》，并于1994年1月1日起与汇率并轨改革同步推出。经年累月，增值税改革促进了产品在上下游、跨行业及国际贸易中的平等竞争和价格形成机制建设，使产品价格和税收体系得以优化。紧接着，1994年的税制改革表现为：广泛推行增值税；企业所得税不必再搞差别化，即所有类型的企业（后来也包括金融企业）统一所得税率；在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之间重新安排财力并改进财权、事权的匹配，此即分税制改革。此举导致了中央和地方事权和财权的不匹配，地方财力收入难以支撑经济社会发展。因此近几年一些地方政府收入愈来愈依赖土地财政，看似光鲜，实则前景难见。

　　爱因斯坦曾说，如果他只有一个小时时间用来寻找赖以救命的解决方案，那么他会把前55分钟用来定义问题出在哪里。只要知道正确的问题是什么，他就可以在五分钟内解决它。现阶段，财税体制直接或间接延伸到政府职能的各个层面，2013年全国财政预算报告指出，要推进资源税改革，扩大资源税从价计征范围。而当前我国一些基础资源产品价格并未理顺，鉴于矿产资源、土地资源和森林资源构成资源税的主脉，须逐步提高资源税和生态补偿费等手段，推进基础资源价格形成机制、税收制度等方面的改革，如此并行，主要生产要素配置趋于合理已然可期。不过，将煤炭等资源品目逐步纳入从价计征范围，并适当提高税负水平，这是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在继2011年资源税改革以来首次明确表态把煤炭纳入资源税征收范围。

　　尽管上述表态显得破例，但解读财税改革的信号，仍然不可忽视官方的言论和行动。2013年3月1日，国务院出台“国五条”细则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，对出售自有住房按规定应征收的个人所得税，通过税收征管、房屋登记等历史信息能核实房屋原值的，应依法严格按转让所得的20%计征。其作为税收手段，已成为与限购限贷的行政手段同步发力的调控重拳，直接波及房地产制度、预算制度、收入分配制度等一系列改革领域的整体联动。

　　问题是，在新“国五条”等相关调控措施之后，不同地区的房地产市场景气度已受到不同程度影响，未来房地产投资下滑也将拖累投资增速。尽管上海和重庆两市试点房产税在先，但值得注意的是，2013年2月出台的《收入分配改革方案》中表述：我国要逐步扩大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试点范围，细化住房交易差别化税收政策，加强存量房交易税收征管。因此，近几年房产税在全国实行“统一方案”几无悬念。